特稿丨泡桐“琴”緣
特稿丨泡桐“琴”緣“記得2000年第一次來蘭考設廠時，周邊都是‘泥水路’，現在是水泥路了。工人師傅都住上了三層小樓，還在城里買了商品房……”7月10日，上海民樂一廠蘭考新廠區正式投產。該廠古箏質量總監、上海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李素芳撫今追昔，感慨萬分。
40多年前，上海一位樂器專家意外發現，焦裕祿帶領群眾廣植的泡桐樹竟然是制作民族樂器的好材料。20多年前，上海民樂一廠在蘭考設立第一個生產廠——蘭考縣上海牡丹民族樂器有限公司。如今，助蘭考縣民族樂器產業崛起的同時，也讓上海“敦煌”樂器品牌發展邁上了新臺階。一件件悅耳動聽的民族樂器半島·體育中國官方網，奏響了一段上海與蘭考割舍不斷的千里“琴”緣……
提到蘭考，人們會自然而然地想起縣委的榜樣焦裕祿同志，想起那段“風沙滿地、三害肆虐”的歷史。20世紀60年代，焦裕祿帶領當地人民種植泡桐固沙防風，泡桐樹自此成了蘭考的象征。
20世紀80年代的一天，蘭考縣堌陽鎮一個木匠將用泡桐樹制成的風箱拉到城里去賣，拉動風箱時“呱嗒呱嗒”的清脆聲音，引起了途經此地的一位制作民族樂器的上海老師傅的注意——他意外地發現，這種泡桐樹木料做成的風箱，聲音清濁相濟，或許適合制作樂器。老師傅將這種泡桐樹木料帶回上海，經過專家鑒定發現，鹽堿地中飽經風沙打磨長出的泡桐木，不僅紋理順直美觀，材質也更為疏松，導音性強，制成樂器后聲音清脆、震動穿透力強、反應靈敏，堪稱“會呼吸的木材”。對于古箏、琵琶、揚琴、柳琴、阮、板胡等通過震動發聲的樂器來說，音板是決定其音質最重要的部件之一，蘭考生產的泡桐木是十分理想的音板材質。
消息傳遍業內，上海、揚州乃至全國、境外的民族樂器廠商，紛紛來到蘭考進貨。機緣巧合下，助蘭考與民族樂器結下了不解之緣。至今，在堌陽鎮蘭考音樂小鎮展廳里，還能聽到這段傳奇的故事。
到20世紀90年代，距離蘭考千里之外的上海，傳統民族樂器的生產銷售遇到了瓶頸。成立于1958年上海民樂一廠，是一家涵蓋吹、拉、彈、打四大類樂器的綜合性民族樂器廠，并于1962年成功注冊“敦煌牌”商標，開啟了上海民族樂器制作規模化、系統化發展的新階段。但那時，傳統民樂市場遠不及如今廣闊，廠里的經營狀況并不理想。
為了增加產能、降低成本，2000年，上海民樂一廠廠長王國振來到蘭考，與當地合作投資成立了蘭考縣上海牡丹民族樂器有限公司。這是蘭考當時規模最大的企業，投資255萬元，在當地引起了轟動。“牡丹廠”的成立，不僅讓上海和蘭考的“距離”更近了，也讓蘭考自此打響了“泡桐木做樂器”的品牌。直到今天，全國95%的高檔民族樂器，原材料都選用蘭考泡桐。當年焦裕祿帶領蘭考人種下的泡桐樹，不僅改變了蘭考的自然面貌，也改變了幾代人的命運，成就了蘭考今天的經濟發展。
有趣的是，在蘭考縣焦裕祿紀念館傳頌的故事中，焦裕祿也是個“文藝范兒”十足的人。他愛唱歌，小學時曾是學校雅樂隊的臺柱子，拉得一手好二胡；解放前參加工作隊時還演過歌劇，就連他的夫人，也是在團校學習時“循著二胡聲追到他跟前的”。
“牡丹廠”成立后，李素芳是上海民樂一廠第一批奔赴蘭考的員工，為廠里生產的古箏把關。“不像現在有高鐵，4個多小時就到了。那時候，我們要坐一整夜的綠皮火車才能到蘭考。”李素芳說。“牡丹廠”里的工人原先都是當地的農民，沒有樂器生產經驗，而民族樂器生產，尤其是古箏，對做工要求十分嚴格精細。李素芳作為“古箏之父”徐振高的親傳，手把手地幫助當地工人提高生產技藝。每個月，她一半時間留在上海的廠里工作，另一半時間趕到蘭考，為“牡丹廠”工作。
臥鋪票經常買不到，李素芳就坐一夜硬座。蘭考的生活條件和上海相比十分艱苦，氣候干燥，風沙又大，經常遇到停電停水，生活用水都是咸的。即使到蘭考工作很多年后，還有不少上海籍員工水土不服，經常肚子脹氣。“那會兒都不敢洗澡，因為所謂浴室，也就掛個簾子而已。”李素芳說，“往返于上海和蘭考之間的運送產品的卡車成了大家的期盼——每次卡車從上海回來，都會帶上日用品和美食，幫我們改善一下。”
雖然生活艱苦，但像李素芳一樣，上海一大批資歷豐厚、制作水平高超的高級技師還是毫不猶豫地遠赴蘭考收徒授藝。上海工匠的傳幫帶，把優秀的民族樂器制作技藝送到了貧困戶手中，引導他們自力更生，對當地增收脫貧起到了積極作用。多年來，上海民樂一廠不僅自身在蘭考發展壯大，也成為蘭考民族樂器產業發展的“黃埔軍校”，造就了200多家民族樂器企業。蘭考聲名遠播的“中國民族樂器專業村”徐場村，就有不少樂器師傅師承上海工藝。產業扶貧的精準落地，帶動了村民人均收入從不到1萬元增長到3萬多元。
除了手把手教技術，上海民樂一廠還為當地引入先進的樂器生產方式和標準。早年，制作樂器面板時，工匠都是將木料堆垛起來，經年累月地自然干燥，直到手叩時發出“鐺鐺”的金石之聲才能使用。上海民樂一廠當時掌握了自然干燥與人工烘干結合處理的秘方，可以大大縮短工藝進程，如今，這些技術都被無私地傳授給了蘭考的民族樂器制造商。
“牡丹廠”還給當地帶去了先進的工廠管理經驗。王國振還記得，“牡丹廠”剛剛建立時，工人們不習慣也不理解上海的管理模式，動不動就鬧情緒，甚至撂挑子。王國振就給他們做思想工作：“曾經，焦裕祿精神引領大家防風治沙，我們也是被焦裕祿精神感召到這里來辦廠。大家都要繼續發揚焦裕祿精神，共同努力，才能一起把琴做好，一起致富。”
如今在蘭考，“牡丹廠”已經成為地標性建筑。雖然原廠早已經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兩所新廠，但人們還是習慣性地掛在嘴邊。李素芳說，前幾天去“牡丹廠”原址看了下，現在是一間快遞驛站，但人人都知道那里，快遞小哥送貨都會在電話里說一句“快遞放‘牡丹廠’了”。
蘭考人張春霞是李素芳的徒弟。20多年來，她和老公柳順福一起，從“牡丹廠”一直干到新廠區。張春霞說：“老師平時對我們非常好，但是工作起來，就像變了一個人，非常嚴格，一定要把琴調到她滿意為止。這么多年，我們跟她學到了很多。”
李素芳一直跟徒弟們說，一個好的古箏檢驗員，不僅要會制作古箏，還要會彈奏古箏，這樣對調琴技藝也有幫助。為了提高耳朵的靈敏度，張春霞就和女兒一起學琴。如今，她的三個女兒都在學樂器，二女兒前不久剛考過了古箏七級。“當年能進‘牡丹廠’工作，在同村人眼中那可是抱上了令人羨慕的金飯碗。”張春霞回憶，當時進廠前都要參加選拔考試，因為制琴需要一定的木匠工藝，所以每個人都被要求做一個小木凳，會做的才能留下。他們夫妻二人就是憑借會做小木凳才留了下來。“我們還得到了去上海培訓的機會，那也是我們第一次到上海，見到了當時最高的金茂大廈。我手上這個鐲子就是2000年第一次去上海，老公在金茂大廈里給我買的。”張春霞說。
2016年，上海民族樂器一廠再次擴大在蘭考的生產規模，成立全資子公司河南韶頌樂器有限公司，建立新的民樂生產基地。從樂器生產的音色音準、管理水準到機械化水平，蘭考民族樂器制造產業都在“上海標準”的科學規劃引領下全速前進，技術扶貧長效機制也隨之深入推進。
蘭考的樂器出了名，也讓更多年輕人選擇留下。比如蘭考的徐場村，村里的年輕人已經很少出去打工。25歲的徐曉松從小跟父親一起學做琴，現在幫家里經營琴行。有了年輕人的助力，琴行里的琴主要都是通過網上銷售。徐曉松說：“在村里就能掙到錢，何必背井離鄉？”如今的他，不僅執著于打造一把好琴，對音樂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平時除了照看琴行，他會順便教適齡的小孩彈琴。民族樂器產業的崛起，不僅讓蘭考的物質生活富足了，文化生活也更加精彩。
當年蘭考的“泥水路”如今已變成“水泥路”，很多磚瓦房也變成了古色古香的中式庭院。發展機會多了、生活環境好了，不僅周邊村民來這里務工，很多上海技師也主動選擇來到蘭考定居和工作。上海人謝金芳選擇在退休之后和丈夫一起搬到了蘭考，繼續為制作民族樂器發揮余熱，她說：“蘭考這里的生活交通都很方便，工作方式也和上海一樣。回一次上海，高鐵上看兩部片子就到了，完全不覺得離家很遠。”
蘭考民族樂器產業的發展，也帶動上海樂器產量的不斷攀升。如今，“敦煌”古箏年產量已超11萬臺，年銷售收入最高突破5億元，“敦煌”系列樂器遠銷美國、加拿大、新加坡、日本等地，就連維也納金色大廳里，也曾響起過蘭考桐木樂器演奏的華美樂章。
大幕拉開，一個村莊、兩個家族、三代人的故事，串聯起蘭考近半個世紀的發展圖卷。劇中不少人物都有真實原型，除了上海知青、蘭考老支書父女、古琴王等幾個重要角色，駐村的形象中，也有當地許多位模范村支書、模范的影子。該劇編劇、上海戲劇學院院長黃昌勇說：“希望這部作品成為新時代蘭考發展的一個見證，某種意義上它也是中國當代鄉村現代化進程的一個形象縮影。”
話劇《蘭考》在舞臺上講述上海和蘭考的“琴”緣，話劇本身也是兩地的又一次牽手合作。2021年12月，蘭考縣人民政府與上戲簽署合作協議，啟動了包括藝術人才培養、藝術作品創作以及劇院管理方面的合作事項。此次話劇《蘭考》中，除了幾位主演之外，一大半演員都來自上戲協助蘭考成立的河南省黃河藝術團，該團面向全國招聘戲劇演員，并在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進行為期一年的培訓。
如今，兩地正在借助民樂開展更多領域、更深層次的文化交流合作。比如“韶頌廠”今年就免費開了古箏、琵琶彈奏學習課程，請來專業老師，每周末為工人們上課，全面提升樂器制作師的文化素養，深化他們對民族樂器傳統文化、制作技藝內涵的理解，也推動當地樂器制造產業更上一層樓。未來，上海還將以民樂知識講座、民樂彈奏課堂、民樂音樂會等多種形式，豐富蘭考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共同譜寫新時代發展的美妙樂章。
上海民樂一廠新廠投產那天，很多當地市民趕到新廠區，參觀那里特別設立的集展示、演藝、研學、教育于一體的國樂藝術館。館內共展出近200款代表當代高工藝、高技術、高水準的民族樂器，以藝術美育賦能人文精神建設，傳遞焦裕祿精神力量、講述中國故事，力求打造成為當地地標性的國樂文化傳播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