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島·體育中國官方網在中國鋼琴的“羅曼蒂克消亡史”

　　半島·體育中國官方網在中國鋼琴的“羅曼蒂克消亡史”2024年初，“鋼琴銷量斷崖式下滑”成了社交平臺的熱議話題。從數據上看，兩大曾經占據中國鋼琴市場半壁江山的國產鋼琴龍頭企業，前一年的銷售業績都不太樂觀——珠江鋼琴營業收入同比減少31.47%，凈利潤暴跌93.54%，海倫鋼琴前三季度營業收入同比下降21.99%，凈利潤同比下降24.73%。本刊采訪了多位鋼琴行業從業者及消費者，發現中國的“鋼琴熱”自10年前就開始有冷卻的跡象。而它從風靡到遇冷的曲線中，中國鋼琴教育的功利基因是一個重要因素。

　　2022年7月21日，浙江湖州德清縣洛舍鎮，樂韻鋼琴的練琴房內，志愿者正在教小朋友彈鋼琴（視覺中國 供圖）

　　23年前，臺版偶像劇《流星花園》中，有一個為人津津樂道的片段——道明寺的母親在舞會上刁難杉菜，要求她在眾人面前表演鋼琴。這是一張上流社會“入場券”的考驗，而大S飾演的杉菜沒有怯場，她用倔強的眼神掃視所有人，先是在琴鍵上亂按一通，發出刺耳的聲響，直到舞會上西裝革履的賓客都變了臉色，她畫風一轉，優雅地彈了一曲《夢中的婚禮》。演奏完畢后，杉菜起身說道：“一個人的靈魂高貴還是低賤，難道就只看她會不會彈一段鋼琴？我告訴你們，我就只會彈這一首，那又怎么樣？”

　　杉菜完成了她對上流社會的挑釁，但觀眾卻記住了一件事，“想要嫁入道明家的女孩”，一定要會彈鋼琴。剛過千禧年的東亞偶像劇中，鋼琴還是一種貴族符號，令人神往。

　　從起源來看，鋼琴的確是一種貴族樂器。18世紀初，美第奇家族雇傭的樂器制造師克里斯托弗里發明了鋼琴。以往流行的鍵盤樂器如羽管鍵琴，只能發出單一強度的尖銳聲音，但鋼琴卻能用手指敲擊改變強度，聲音也十分甜美，因此被叫作為“輕”琴（piano）。鋼琴發明之初，只為滿足王公貴族的音樂享受，只有皇室贊助的音樂家和工匠知曉它的存在，是不折不扣的小眾收藏品，直到18世紀中后期，一年也只生產30～50架鋼琴。1788年，莫扎特接觸到鋼琴后，很快愛上了這門樂器。那時他放棄皇家贊助，開始四處舉辦公眾音樂會，令整個歐洲傾倒，鋼琴因此聲名鵲起。1798年，鋼琴廠商布羅德伍德發現他的生產幾乎跟不上市場需求，他給一位批發商寫信：“上帝啊，我們能不能像做松餅一樣制造鋼琴！”

　　鋼琴在18世紀末崛起，是與社會氣候變化的結果。法國大時期，從遇難、逃亡的王公貴族家中搜出的充公樂器，一半以上是鋼琴。浪潮席卷歐洲后，大量新生中產階級模仿貴族在家中添置鋼琴，彰顯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一個精致的維多利亞家庭客廳必備：沙發、椅子、圓桌、縫紉機和一架鋼琴。

　　當時流行的行為舉止手冊認為，年輕女士可借此“為家人提供消遣，提高家庭生活舒適度，而后者本身就是神旨賦予她們的使命”。能否彈一手好鋼琴，成為評判淑女的重要標準，決定了女性未來的婚姻和命運。簡·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愛瑪》中，都有類似情節——伊麗莎白應邀前往達西的貴族姨母家，對方居高臨下地要求伊麗莎白彈一曲，證明自己的修養；愛瑪身為當地首富的女兒，鋼琴卻彈得遠不如寄人籬下的孤女簡·費爾法克斯，因此后者被認為才華品格均在前者之上。鋼琴成為中產階級的“社交錨”，它提供了一個合法的場所，讓女性表達情欲，吸引追求者，抑或愉悅賓客。到19世紀中后期，英國已經成為世界鋼琴中心，鋼琴數量已達40萬，有大約200個生產商。

　　幾乎同一時期，鋼琴也漂洋過海席卷了美國。起初，鋼琴是華盛頓的孫女在高級外交場合使用的樂器，但到1870年左右，有鋼琴經銷商雇傭一整個縫紉機銷售團隊來開發新客戶，銷售對象已經變成了牧場的農民、礦場的礦工、棚屋里的漁夫、農舍里的技工。《鋼琴博物志》描述當時的市場，“天空中仿佛都在下鋼琴雨……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鋼琴在迅速擴大的市場中被賣出，且沒有消停的跡象”。

　　由于經濟發展的滯后，東亞地區在20世紀才重演這股浪潮。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制造業批量生產出便宜且音質穩定的鋼琴后，“鋼琴熱”從日韓刮到港臺，又從港臺刮到。80年代，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鋼琴產銷市場，每年大約生產40萬架鋼琴，其中78%銷售到日本本土。相鄰的韓國也是鋼琴消費大國。韓國女作家金愛爛的《滔滔生活》里，開餃子館的母親給女兒買了一架鋼琴，放在店里練習，“當時的媽媽是在追隨某種‘普通’的標準，就像去游樂園，去博覽會，某個時期都流行著當時該做的事”。家道中落后，母親仍然不愿意賣琴，這架鋼琴跟著女兒住進了首爾的半地下室，最終在一個陰雨連綿的夜晚被涌入地下的雨水泡壞。

　　300多年來，鋼琴在不同地區反復經歷這一過程：從貴族符號變為大眾樂器。但和所有的時尚潮流一樣，當鋼琴變得稀松平常時，市場也逐步冷卻下來。90年代，日本的家庭鋼琴普及率達到世界第一（約20%），鋼琴市場趨于飽和，產量逐年下降。隨著大蕭條到來、出生率下跌，日本鋼琴行業斷崖式萎縮——鋼琴制造公司從鼎盛時期的50家減少到10家以下，相關職業如鋼琴廠職員、鋼琴教師、琴行銷售人員等，均受到強烈沖擊。大量家庭出售鋼琴，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二手鋼琴市場。而這些優雅的立式樂器將銷往它的下一個目的地——中國。鋼琴在這里因為新的功能而風靡。

　　2001年，也就是臺版《流星花園》風靡那一年，李月的父母為她買了一架鋼琴，她至今記得鋼琴送到家里的那天下午，幾個搬家工人抬著被塑料泡沫緊緊包裹住的龐然大物，擠進了狹窄老舊的單元樓。“一萬多塊呢！”她的母親站在一旁，用神圣而鄭重的語氣說道，仿佛給家里請了一尊佛。

　　這架鋼琴相當于李月父母一年的工資。當時她家住在貴陽城中一套50多平方米的兩居室里，李月臥室不到10平方米，已經被書柜、書桌以及一張1.2米寬的床塞滿，卻還要勉強擠進一架鋼琴和琴凳。鋼琴是黑色烤漆外殼，質感光滑，倒映出人像，琴鍵上方有燙金字體，寫著“STRAUSS”（施特勞斯），琴行說是德國牌子，但實際上是上海本土品牌。但李月的父母搞不清楚，也并不太在意這些細節。鋼琴的淡淡木材味道持續了一個月，一家人沉浸在新鮮感中，父母有意無意向鄰里提起鋼琴的事，邀請他們來參觀。

　　當時許多家庭珍藏著理查德·克萊德曼的磁帶，中國鋼琴家郎朗也在國際上大放光彩，他父親苦心栽培他的故事，鼓舞著無數中國父母效仿。不過，中國的“鋼琴熱”還乘著一波特殊的“高考加分”浪潮——1987年出臺的《普通高等學校招生暫行條例》中規定，有藝術特長的學生可在中高考中享受額外加分。這項政策經過摸索和實踐，落地為一項細則：器樂類取得業余九級以上的等級證書，中考可加10分。

　　在李月居住的院子中，同輩的孩子不過二三十個，其中近10個在學習鋼琴，其他則在學習小提琴、薩克斯和二胡。李月母親認為，鋼琴是最好的選擇，原因包括“入門簡單，容易獲得成就感，考級更快”“有利于開發右腦，提升記憶力”“培養女孩優雅的氣質”，而且“隔壁成績最優秀的姐姐也在學習鋼琴”。母親打算，李月在小學畢業過九級，這樣既能夠獲得加分，又不會耽誤初中學業，“1分可以甩掉上百人，10分可以甩掉多少人，你想想”。

　　當時的鋼琴是中國家庭升學策略中的“明星產品”。李月的老師陳真華在省會城市少年宮工作30多年，她回憶，1990～2010年是她的職業巔峰期，學生多到“接不過來”。不少家長和李月母親一樣，看重鋼琴簡單易入門，還會直接提出教學任務：在中考前過完九級。數萬元的鋼琴價格、每小時上百元的課時費，對90年代的大多數家庭都很吃力，但不少父母展現出“砸鍋賣鐵也要學鋼琴”的決心，有一位母親甚至不惜當掉所有的金銀首飾。

　　但在李月看來，學鋼琴是枯燥的。她記得有一首感興趣的曲子，老師始終不愿意教，因為“過了七級才有資格學習”。平時老師注重基本功，要求她大量練習哈農、車爾尼的曲子，這些曲子沒有什么優美旋律可言，但有利于提高手指技巧。這種機械練習在考級那一年會更為極端。每到那一年，老師就不再教授新曲目，要求只練習為考級準備的四首曲子，暑假甚至要每天練習三四個小時。為了逃避枯燥的練琴生活，李月試過很多方法，比如把漫畫書放在琴譜后面，手像僵尸般彈奏倒背如流的曲目，實際眼睛瞄著琴譜后的漫畫，或者用錄音機錄下曲子反復播放——后者很快被母親識破，遭到一頓痛打。

　　陳真華也承認，中國家長對考級的執著，使鋼琴教育變得無趣。“有的老師只教考級，五線譜都不熟悉的孩子，讓你把曲子死記硬背下來，也能過十級，甚至在藝考中拿到不錯的成績。”巨大的考級市場，催生了不健康的行業潛規則，有的鋼琴老師每介紹一個孩子去考級，就能從考級機構拿到回扣。陳真華自己還多次擔任過鋼琴考級評委，有的機構會暗示她盡量讓孩子過級，減少不通過的概率，“否則以后人家不和你合作了”。

　　李月喪失了對鋼琴的興趣，但每當她想放棄時，母親總勸她忍一忍，“只要過完九級，我再也不管你彈不彈”。最后解救她的是國家出臺的一個新規定。2008年，也就是她小升初那一年，國家取消了藝考加分——“一切藝術考級成績不再作為中高考的加分項目”。加分政策取消后，原本堅持不懈的母親也泄了氣，“反正也要上初中了，課業負擔大，你不想學就不學了吧！”

　　李月的經歷大概是中國一代琴童的典型樣本。復旦大學社會學系的一項研究《鋼琴無用：上海中產階層家長的文化資本培養策略》發現，中國中產階級家長對鋼琴的態度比西方“更功利”：學鋼琴并非為了培養文化資本，制造品位“區隔”，而是以教育回報為目標。因此鋼琴不僅無用，而且占用可以用于提高學業成績的課余時間。鋼琴考級的意義也不在于評估音樂能力，而是成為簡歷的一部分，有可能在學校選拔中有一定用途。當升學與學琴發生沖突時，家長會很快放棄鋼琴，轉而尋求對成績提升更直接的課外輔導。因此在幼升小、小升初兩個階段，琴童往往會大量流失，“初中后仍在學習鋼琴的人，可謂鳳毛麟角”。

　　實際上，根據中國樂器協會的統計，中國家庭的鋼琴占有率并不算高——2017年中國城鎮居民每百戶家庭的鋼琴擁有量僅為5.82架，預計到2020年也不到9架。如果按照發達國家每百戶20架的水準估算，中國市場似乎還有很大潛力。但鋼琴教育的功利起點，讓這個“樂器之王”與升學加分體制解綁后，就面臨著被廣大學齡兒童家長拋棄的處境。那些曾經進入考級體系的琴童，也在目標達成后放棄了它。《2019年中國鋼琴行業現狀調研與發展機遇分析報告》顯示，中國的“90后”琴童，如今只有不到5%還在彈琴；有10%左右在完成了父母愿望“過十級”后，再也沒碰過琴。

　　麥克最近忙于轉讓自己在上海普陀區中心地段的高級琴行。2023年，他的店鋪利潤只有40萬元左右，是前年的一半。以往單價8萬～10萬元的名牌鋼琴占銷售額約50%，現在卻鮮有人問津，顧客大多選擇兩三萬元的便宜鋼琴。成交周期也變得更長。他記得，有一位年輕女顧客，看中一臺3500元的二手鋼琴，但看了一年也沒有買。與此同時，找他賣琴的客戶是買琴的三倍，給出的原因大多是，“孩子不學了”。

　　鋼琴行業的資深從業者，則更早感受到了這股寒意。北京琴行老板董立寧進入鋼琴行業20年，起初是青島一家中韓合資鋼琴制造廠的調律師，后來從事鋼琴批發，每年可賣出1500架鋼琴。2017年，鋼琴批發數量下滑，為了生存下去，他改做利潤更高的零售。董立寧代理的主要是性價比高的中檔鋼琴品牌，如、卡哇伊、珠江、海倫。但近年來，琴行銷售額還是以每年10%的速度遞減，2022年310架，2023年280架，售出的大多是兩萬元以下的便宜鋼琴。最近，他認識的二手鋼琴收購商已經處于“爆倉”狀態，不愿再收貨。

　　鋼琴老師陳真華也感受到，“鋼琴熱”的退潮，從10年前就有跡象了：找上門的學生越來越少，到后來幾乎不再有新學生，課時費也再沒漲過，“以前一小時200塊，現在還是200塊”。隨著疫情后經濟下行，家長們的消費降級更明顯，“更多孩子選擇上少年宮的集體課，租琴或者到琴行練習”。

　　白熱化的升學競爭，讓鋼琴越發不受家長待見。多家一線城市小升初咨詢機構告訴本刊，近年來升學競爭白熱化半島·體育官網，瞄準頂尖公立中學的家長，往往不會在藝術教育上花費太多時間。“現在更有價值的是‘市三好’、語數英相關獎項，比如作文、奧數、英語競賽，再者就是科創類獎項。藝術類特長過了幾級、拿了什么獎，最終濃縮到簡歷上也只有一行字。除非你是考音樂附中，否則沒有太多價值。”

　　即使在藝術教育賽道，鋼琴也已經不再是明星產品。袁紅是一家全國性藝術考級機構的省級代理，從2004年開始承辦考級活動。她注意到，大約從2015年起，她所在機構的全國鋼琴考級人數增長曲線就變得平緩，一直穩定在數萬量級，與此同時，朗誦、唱歌、跳舞等門類的考級人數卻迅速增長到了十余萬。“鋼琴的投入產出比太低了，多少年才練出來一個。前期買一架鋼琴數萬元，一對一的課時費又貴，還需要家長每天陪練。相比之下，唱歌、跳舞都是集體課程，一小時50塊都不到，考級也更容易。從數據來看，朗誦現在是最受歡迎的，花時間少，容易出成績。”

　　過去數十年，琴童的暴增導致學鋼琴的“效益”大大降低。一位上海家長莉娜告訴本刊，10年前，她的孩子5歲，班里有一半孩子都在學鋼琴：“鋼琴賽道太‘卷’了，上海小朋友都很優秀，過十級的一抓一大把，有的還拿了比賽獎項。拿到小升初競爭中已經沒有優勢了。平時學校的節日表演，學鋼琴的孩子都輪不上號，學冷門民樂反而能得到登奏的機會。”

　　對于那些不愿意“卷”的家長，越來越多元化的興趣教育市場提供了更多選擇。一位琴童家長可慧發現，女兒對乒乓球和編程更感興趣，“每次打球前，她都極度興奮，早早準備好球服，隨時出發。課后還會自己練習打球動作”。她不愿意強迫孩子，更希望幫孩子找到“真正的熱愛”，放棄鋼琴后，她的女兒沒有一絲留戀，甚至久違地笑出了聲。

　　鋼琴到底代表著什么？應該怎么學習才能更接近這個“樂器之王”的魅力？王浩記得，自己剛到德國柏林音樂表演藝術學院時，感受到的“文化震驚”。

　　按照中國鋼琴教育的評價體系，王浩算得上是琴童中非常出色的。他出生于1990年，12歲開始學琴，3年就考過了中央音樂學院九級，并拿到了2005年文化部全國鋼琴選拔賽青少年組銅獎，成年后還獲得過德國柏林國際鋼琴比賽三等獎、法國巴黎國際鋼琴比賽最佳演奏家獎。雖然算國內琴童中的佼佼者，但王浩回憶，自己很長一段時間都不自信，“在國內一些老師眼里，我依然是差生，因為我連車爾尼849、299都沒彈完，手指跑動不夠快”。

　　國內比較普遍的鋼琴教育方式，一般是老師“布置作業”，學生努力練習，第二周回課，如果不能將老師上周布置的曲目流暢演奏，可能面臨批評甚至打罵。但德國的鋼琴基礎教育方式相反，首先是學生選曲子，然后老師努力備課，盡可能去完成學生選擇的目標。鋼琴老師通常會坐在一個比學生低得多的凳子上，因為他們認為，“如果讓學生仰視你，他們會心生畏懼，彈不好鋼琴”。沒有老師會拿著尺子上課，就連對學生說“你可能不適合走專業這條路”，也是不被允許的，因為會打擊學生的自信心。

　　在德國跟隨一位鋼琴家學習時，對方一開始就讓王浩練習那些曾經“想碰不敢碰”的曲子，比如的法國組曲、德彪西的意相集，結果他竟然完成得不錯。王浩發現，很多中國老師所看重的“等級”，在這里很少用來作為阻止學生學習的理由。老師們相信，只要過了最初的啟蒙階段，很多曲子都是可以嘗試的。老師帶著王浩分析曲式結構、鋼琴家的風格，以及作曲時的情景，教他如何觸鍵、運音，吃透這篇譜子，從而更好地表達感情：“比如F小調第一鋼琴奏鳴曲是貝多芬向海頓致敬的一首曲子，那你可能要用海頓的風格去彈。老師還會講解曲子和德語之間的聯系。我記得的BWV992是向朋友告別的，你可以聽到音符里他用德語說‘再見’。”這樣的鋼琴教育并不昂貴，老師課時費換算民幣僅兩三百元。一位鋼琴系主任告訴王浩，他每月的收入才1200歐元，“和德國街上的清潔工差不多”。

　　根據《經濟學人》2019年的統計，中國琴童約有4000萬，占到全球琴童的80%。“中國有幾千萬琴童，但是那些家長很少帶孩子去聽音樂會，也沒有音樂消費的習慣，成年后大多數人都不再彈鋼琴。這不是很奇怪嗎？”王浩認為，正是因為中國鋼琴教育的功利性，使它沒能培育出相應的音樂消費市場，整個行業缺乏良性健康循環。他期待著，隨著新一代家長心態的變化，中國的鋼琴教育將不再是打完怪升完級就拋棄的養成游戲。

　　回國后，王浩成立了自己的鋼琴工作室，收了十多名學生，課時費依舊是300元。令他感到幸運的是，雖然學鋼琴的生源有減少，但還留在這個領域的家長，都不太重視考級，而是希望給孩子們培養伴隨一生的愛好。現在的王浩，也喜歡坐在小板凳上聽學生彈琴，他發現從那個角度聽上去，孩子們的琴聲像河流一樣，自由輕松地流淌。

　　我從4歲開始練琴，每次考級之前都要一天練7、8個小時，除了吃飯睡覺沒有休息好像對鋼琴也沒有什么興趣，但是也不討厭。

　　河清海晏劃線年，也就是她小升初那一年，國家取消了藝考加分——“一切藝術考級成績不再作為中高考的加分項目”。加

　　據《經濟學人》2019年的統計，中國琴童約有4000萬，占到全球琴童的80%。“中國有幾千萬琴童，但是那些家長很少帶孩子去聽音樂會，也沒有音樂消費的習慣，成年后大多數人都不再彈鋼琴。這不是很奇怪嗎？”王浩認為，正是因為中國鋼琴教育的功利性，使它沒能培育出相應的音樂消費市場，整個行業缺乏良性健康循環。他期待著，隨著新一代家長心態的變化，中國的鋼琴教育將不再是打完怪升完級就拋棄的養成游戲。

　　從起源來看，鋼琴的確是一種貴族樂器。18世紀初，美第奇家族雇傭的樂器制造師克里斯托弗里發明了鋼琴。以往流行的鍵盤樂器如羽管鍵琴，只能發出單一強度的尖銳聲音，但鋼琴卻能用手指敲擊改變強度，聲音也十分甜美，因此被叫作為“輕”琴（piano）。鋼琴發明之初，只為滿足王公貴族的音樂享受，只有皇室贊助的音樂家和工匠知曉它的存在，是不折不扣的小眾收藏品，直到18世紀中后期，一年也只生產30～50架鋼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