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魏氏樂器圖》復原明代樂器

　　從《魏氏樂器圖》復原明代樂器明末福建福清有一個大海商叫魏之琰（1617—1689），他除了經營生絲貿易外，還擅長品笛歌詩，并將明代的一些樂器和詩詞樂傳到了日本，在日本有“明樂始祖”之稱。他的四世孫魏皓（1728—1774）將這些家傳的“明樂”用樂譜形式記載下來，名為《魏氏樂譜》，共輯錄二百余首樂曲，用人聲配合十余件樂器演奏，既有聲樂譜，也有完整的器樂譜半島·體育中國官方網。

　　當時，中國文化在日本很受歡迎。日本人喜歡學習明代官話，閱讀儒家經典。魏皓本是一位以花鳥畫見長的畫家，但他30多歲到京都闖蕩時，卻因通曉明樂而名噪一時，追隨學習者有百余人。其筒井郁景周在1780年出版了《魏氏樂器圖》一書，書中細致地畫出了每件明代樂器，并配文詳述了各樂器的形制和奏法。《魏氏樂譜》和《魏氏樂器圖》的存世，使得這些樂譜和樂器得以流傳至今。

　　依筒井氏所畫，這些明代樂器可以分成三類，其一為吹管樂器，有笛、笙、簫、篳篥四種，其中，笛、簫、篳篥的制作主材質是竹子，它們在中國古代樂器分類法中被歸入“竹”類；其二為彈撥樂器，包括琵琶、瑟、月琴等，在古代這些彈撥樂器的弦采用蠶絲制作，因此古人將它們歸入“絲”類樂器；其三為打擊樂器，有大鼓、小鼓、云鑼、檀板（或舂牘，與檀板不同時使用）。這種樂隊配置，符合人們常言的“絲竹樂”。

　　這些明代樂器，和現代慣常使用的民間樂器差異較大。以笙為例，現代民族管弦樂隊中所用的笙為了適應音樂廳演奏，有更大的音量需求，通常會加金屬制的擴音器。除了音量的考慮外，為了和其他樂器配合得天衣無縫，往往會使用十二平均律，和鋼琴的音高標準一致，因此就有更多音高的追求，民族管弦樂隊中的笙除了加擴音器，還會加按鍵，能夠吹奏出更多的音。明末魏氏樂所用的笙則沒有加擴音器，僅有17管，有兩管還不能吹出聲音，只有15管帶了，體型比今日的笙更小。

　　再來看明代的弦樂器，與現代的弦樂器也有所不同。現代琵琶的形制已經發展得十分穩定，為四弦六相二十四品，“相”是靠近琵琶弦軸的凸起，所占面積較大，呈三角形排列；“品”則是“相”下面的音柱，體積較細小。現代琵琶的音域更廣，彈出的音更多，面板上往往不開孔，豎著彈，演員在手指上纏著義甲演奏，技法復雜，弦也多用尼龍弦而非絲弦。明制琵琶也是四弦，但是只有四相十品，能夠演奏的音域相對就窄了，體型也更小，但是面板上開了月牙形孔洞，屬于低音琵琶，用玳瑁撥子橫抱著彈奏，每根弦都是蠶絲所作，音色更蒼勁古樸，與現代琵琶的清、脆、亮差異很大。

　　明制月琴與今日月琴也是相差甚遠，魏氏家傳的月琴是八角形的音箱配以15個音柱，這種月琴又叫“福建月琴”。與現今通行的月琴相比，其音箱非常薄，用以按音的音桿更長，但它發出的音色和琵琶相類，也是以低沉古樸見長。

　　為了盡力貼近魏氏樂原本的聲音，重現明代器樂的音色，湖州師范學院音樂學院教授漆明鏡對這些明末流傳到日本的樂器進行了整套復制。魏之琰是福建人，他帶去長崎的樂器極可能是福建本地制作的樂器。福建泉州南音歷史悠久，樂器制作技藝積淀深厚。“泉州南音樂器制作技藝傳習所”傳承人李建瑜對琵琶和月琴進行了復制。川派古琴大師曾成偉、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副教授鐘之岳和上海戴氏琴弦、泉州“御音齋”南音傳承人等專業人士對音質進行了調整。

　　與這些樂器相配的詩詞樂中，有近50首與明代的學宮音樂相同，即學堂教育中所唱歌詩，漆明鏡在考證中認為，《魏氏樂譜》所載之樂應為明代學校所唱奏的歌詩樂。魏之琰渡日后將它用于教育子女，與其將它看作是魏氏家族的家傳樂，不如將它理解為魏氏遠隔重洋，在日本繼續中土教育的舉措。且魏之琰本人攜樂器定居長崎，說明其愛樂；終生著明服，蓄長發，說明其愛國。這些因素都可能促成魏氏家族對明代教育的與重視，進而形成傳統。魏氏通過這種方式對幼兒進行啟蒙教育，讓他們堅持學習漢語和儒家文化。

　　非常戲劇性的是，作為明代的學堂樂歌，漂洋過海的魏氏樂，在清末又被留日學生將個別曲目帶回，其中《清平調》一曲，被收編進國內的學堂樂歌集中。

　　不久后，這些復原的明代樂器將在湖州師范學院與長興縣政府聯合主辦的“明樂長興”音樂會中首演。屆時，明代絲竹之聲將穿越歷史的隧道，在湖州長興響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