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河南·讀懂中國｜九州之中 包容四海——“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看河南”系列報道之三

　　行走河南·讀懂中國｜九州之中 包容四海——“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看河南”系列報道之三6月22日，端午節，來自全國各地的眾多游客圍攏在洛陽市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的綠松石龍形器展臺前，聆聽講解員講述這條2002年出土的“中國龍”的前世今生。“制作這條龍的綠松石是從哪里來的？”有游客好奇地提問。

　　這個問題，早在2011年就有了答案。當時在陜西省洛南縣洛河河口發現了一座距今約3800年的綠松石采礦遺址，經研究分析，基本可以斷定二里頭的綠松石原料來源之一就在此。

　　“從目前研究結果看，古代先民已突破地域局限，有了充分的溝通和交流。”二里頭遺址考古發掘領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趙海濤說。

　　習總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

　　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河南地處九州之中，中天而立，被視為“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中華文明從這里出發又在這里交匯，在這片土地上產生了繽紛多彩的演進變化，織就了一張絢麗繁茂的文明之網。

　　在洛陽老城東關大街的文廟舊址前，一塊石碑上書“孔子入周問禮樂至此”，記載了公元前518年孔子入周問禮的史實，也鐫刻下孔子和老子兩位儒道大師的會晤。

　　500多年后，儒道兩大本土文化之外，對古代中國影響最為深遠的佛教也傳入中國。東漢明帝遣人去西域訪求佛法，迎回高僧并將所得佛經用白馬馱回，這就有了中國第一座官辦佛寺洛陽白馬寺，從此佛教在中原落地生根。

　　洛陽龍門石窟是佛教三大藝術寶庫之一，標志著佛教文化中國化初步完成的“禪宗”，其祖庭就在嵩山少林寺；在佛教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鼎鼎大名的玄奘法師，是河南偃師人。唐宋時期洛陽、汴京這些“國際范兒”大都市，幫助進入鼎盛期的中國佛教，以河南為中心遠播日本、朝鮮及東南亞各國。

　　在中國佛教的發展過程中，與儒道互補共通、日趨融合，其典型代表就在嵩山腳下。這里既有佛教禪宗祖庭——少林寺，又有歷代皇帝祭祀中岳神的道教圣地——中岳廟，還有儒家二程講學的著名書院——嵩陽書院等，中原文化的包容性可見一斑。少林寺的《混元三教九流圖贊》碑，更是儒釋道三教合一、和諧共生的標志性產物。

　　閃耀在歷史星河里的先哲先賢，來自本土和域外的文化、宗教，在人文薈萃的中原大地交流互動，推動著中華文明在思想的碰撞中不斷融合發展。

　　在賈湖遺址博物館，一曲笛聲婉轉悠揚、格外清脆，吸引了大量游客駐足欣賞。令人稱奇的是，這笛聲竟是來自一支距今8000多年的鶴類尺骨制作的骨笛。

　　1987年，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在舞陽縣賈湖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的墓葬中發現了賈湖骨笛。它的發現改寫了中國音樂史，被視為中國音樂文明的源頭，在世界音樂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

　　1953年，“籌”在開封相國寺被發現。《玉篇》中說：“籌（籌）、吹簫也。”可見，“籌”是豎吹的洞簫一類的樂器，從它的形制來看，其吹奏方式和賈湖骨笛非常相似。

　　遠在新疆的塔什庫爾干地區，“籌”目前仍被塔吉克族使用，由鷹翅骨制作而成，當地叫作鷹笛。在南疆巴楚縣的托庫孜薩來地區曾出土兩件魏晉時期的“籌”，其音孔位置、吹奏方法與今日的鷹笛無絲毫差別。由此可見，賈湖骨笛伴隨著悠揚笛聲已遠傳到西北地區。

　　中原地區不僅把禮樂文明遠播四方，也在不斷吸納、融匯各民族文化元素的過程中，匯聚出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百花園。

　　深沉幽婉的二胡、清脆如潺潺流水的揚琴，還有“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的琵琶……這些“國風”民樂，其實最早都是“胡樂”。

　　“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家學胡樂。”在中唐詩人王建的《涼州行》里，描寫了當時“胡漢交融”的景象：涼州一帶，過去不事稼穡的胡人“相學如今種禾黍”；而東都洛陽的人家，研習胡樂成為一種風尚。

　　胡樂，是我國古代中原對北方、東北、西北民族音樂舞蹈的稱呼，尤其是指來自西域一帶的樂舞。自漢代張騫“鑿空”西域后，來自西域的胡樂就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原，悠揚婉轉的橫笛，以及“十二門前融冷光，二十三絲動紫皇”的箜篌，都成為中原常見的樂器。一些古代樂器在它的起源地已經失傳，卻在中華大地深深扎下了根，成為中華民族樂器中的瑰寶、中華音樂文化的代表。

　　我國文化寶庫中的儒道哲學、文化典籍、詩詞歌賦，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中華文明具有無與倫比的包容性和吸納力，在中原這片廣闊的土地上，澆灌出更加艷麗的中華文明之花。

　　6月，正在洛陽博物館舉辦的“其寧惟永——北魏洛陽永寧寺特展”上，展出了與北魏洛陽永寧寺相關的考古成果220件（組）。與這些文物同一時代，一場推動民族融合的歷史變革就發生在北魏洛陽城。

　　公元386年，北方游牧民族鮮卑族拓跋部建立北魏政權，逐步實現了局部統一。北魏統治者逐步實施漢化改革半島·BOB官方網站，到第七位皇帝孝文帝拓跋宏執政時期，改革被推到極致，最具標志性的事件是將都城從平城（今山西大同）遷往洛陽。

　　遷都中原后，孝文帝更加積極地吸收中原先進文化和制度。例如，尊孔子，學漢語，改姓氏等。孝文帝推行的改革，緩和了此前因長期戰亂而導致的，極大地促進了民族融合，為國家重新走向統一奠定了基礎，也為中原文化注入了更多新的元素。

　　與此同時，在洛陽考古博物館展出的“揭秘陸渾戎——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徐陽墓地考古成果展”上，百余件來自伊川徐陽村墓地的玉器、銅器、骨器、陶器等集中亮相，精巧的工藝和濃濃的游牧民族氣息，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

　　“從各地考古發現來看，單耳陶罐、青銅短刀劍、青銅動物紋牌飾、小件金銀飾品等，是戎人墓葬中比較典型的隨葬品。這些物品在徐陽墓地中均有發現。”現場講解員介紹，徐陽墓地是2600多年前從中國西北遷往洛陽伊川的陸渾戎墓葬群，也是中原地區考古發現的首個戎人遺存，為研究春秋戰國時期民族遷徙與融合、文化交流與互動提供了重要資料，其所表現出的文化融合與嬗變，是中原文明的先進性與包容性的重要體現。

　　經歷了5000多年歷史變遷的中華文明，華夏兒女在器物、文化、語言、習俗中一脈相承又水融，凝聚著中華民族最樸素的生活智慧，代表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中原大地為多彩絢爛的中華文明生長繁育提供了豐厚沃土。

　　大河村文化出土的陶器中，盆形鼎、折腹鼎、折腹豆、長頸壺等吸取了大汶口文化的優秀元素；圈足杯、雙腹豆、喇叭形杯吸收了屈家嶺文化的因素；折肩折腹壺、玉璜等可在崧澤文化中找到原型。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袁廣闊說，仰韶文化時期，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和兼容并蓄、多元文化互動交融的特征極其突出。鄭州—洛陽一帶的大河村文化以雙槐樹、大河村、西山、汪溝、青臺等為代表，呈現出四方通衢、文化匯聚的特征。

　　這種文化多樣性不僅限于同期不同文化類型的匯聚與交互，也表現為不同地域多元文化的沉淀與融合。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文明擴散的特征明顯，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特聘教授鄧聰提到，其牙璋甚至擴散到越南，而且形制仍然與中原保持一致。

　　《元河南志》中記載：“天下之舟船所集，常萬余艘，填滿河路，商旅貿易，車馬填塞，若西京之崇仁坊。”這正是隋唐大運河漕運繁榮的象征。隋唐時期，洛陽與漕運共舞，成為當時連接東西、貫通南北的交通大動脈。

　　隋唐大運河的開通，使洛陽成為當時東西南北交通主干道的中心樞紐，同時聯結著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使洛陽成為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

　　一般認為，西漢時張騫出使西域，標志著絲綢之路的正式形成，可惜不過半個世紀便因戰亂荒廢了。東漢班超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氣出使西域，讓中斷近60年的絲綢之路又得以開通和恢復，而且開通了沙漠絲綢之路的南線和北線。據統計，《后漢書·西域傳》中介紹的西域諸國23個，其中明確記載相距里程的有13個，起點均始自洛陽。

　　絲路復通使得中原地區與周邊異域的文化和商貿交流活動得到保障，洛陽的絲綢、茶葉、瓷器等運往西域，西域諸國往來洛陽的使者、商人等也絡繹不絕。

　　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通商易貨之道，更是一條知識交流之路。沿著絲綢之路，佛教、伊斯蘭教及阿拉伯的天文、歷法、醫藥傳入中國，中國的科技發明、養蠶技術也經此傳向世界。

　　如今，鄭州－盧森堡“空中絲綢之路”建設已十年。6月15日，盧森堡駐華大使俞博生及家人走進安陽殷墟博物館，參觀甲骨文、青銅器、玉器等精美文物，感受殷商文化。

　　文化相融，人心相通。從“東方絲綢之路”到“空中絲綢之路”，從貿易往來到民心相通，開放包容不僅打開了一條互利交通運輸的“商路”，同時也打造了一個中外文明交融的“平臺”。

　　“中華文明自古就以開放包容聞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中不斷煥發新的生命力。”中華文明向世界貢獻了深刻的思想體系、豐富的科技文化藝術成果、獨特的制度創造，深刻影響了世界文明進程。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中華文明這一顯著的特性在當代乃至未來，還將發揮重要的作用，對于河南來說，將在開放包容中持續點亮中華文明的希望火種，不斷深化中華文明與世界各國文明的交流互鑒。